距离主持人李咏在《非常6+1》砸碎第一颗象征好运的金蛋,转眼过去15年了。
如今的中国,每天大概有40万人,砸碎一枚售价一两元的石膏蛋,抽一次奖,求一遭好运。有母亲一口气买了100枚蛋,孩子考一次满分砸一颗,里面藏着小玩具。南方一些小城,金蛋开始被塞进老人的墓里——“蛋”意味来世,金蛋寓意飞黄腾达。
很少人知道,这些蛋八成来自同一个村,它们为山东临沂一座名为水湖的村庄带来了真正的好运气。
在水湖村,金蛋是绝对的主角。金蛋的巨幅海报挂在村口,村委会办公楼的屋顶挂上了“电商服务中心”的招牌,办公室墙外贴满了“互联网+”的海报。路边、屋顶、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铺满了上漆后晾干的蛋。午后阳光渐烈,它们映射出耀眼的光。
这些光隐藏着财富:水湖村约2600口人,2200多人从事金蛋产业。平均每天有200多辆重型卡车轰鸣着驶进村庄,运走30多万枚金蛋,一年过亿枚的销量带来近3亿元的产值。
村里一对兄弟分别垄断了北京和上海超过70%的市场,他们笃定地告诉记者,北京每天有1500颗金蛋被砸碎,上海还要再多一倍。他们从未去过北京,却能根据金蛋的销路推测出北京朝阳商业繁华,海淀的店规模偏小,大兴布满仓库工厂,因为那里全是批发。
村民以朴素的方式和中国耀眼的城市产生连接——过去一年,市民每砸碎一颗金蛋,就有一至二成纯利落进村民的口袋。
鲜有人在乎的几毛钱,正构成了水湖村好运的源泉。
“我是不是走错到镇上了”
水湖村宽阔的主路直通着高速,很多人家门前挂着“电商扶贫示范户”的牌子,屋外停着小轿车。过路的司机很茫然:“我是不是走错到镇上了?”
可是鼻子提醒路人,自己没有走错,空气里金蛋漆的酸味儿,正是独属于水湖村好运的味道。开金蛋作坊的小两口在路边手忙脚乱地装箱,孩子抱着金蛋在地上滚着玩。水湖村有7家金蛋加工厂,近百家设有网店的作坊。另外千余人为代加工散户,为网店供货。
56岁的孙允兵把加工厂开在村里地势略高的地方。作为水湖村金蛋生意的“鼻祖”,他望着柏油马路,时常涌出激情作诗一首,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
在他身后,几十个工人把石膏浆倒进椭圆的金蛋模子,先摇匀定型,干后敲开模子,用锋利的小刀刮掉蛋坯粗糙的毛边,再往上浇金漆。
上世纪八十年代,孙允兵骑着自行车去学校门口卖石膏像。一只玩具狗卖五毛,一天下来,一篮子零钱,大概六七十块。2006年,客户给了一笔上万枚金蛋的生意。孙允兵没经验,赔了一万多块钱。
转机发生于一根网线。孙允兵读大学的儿子回家,给家里通上网,把父亲卖不出去的几千枚金蛋挂在免费的商务信息网站上。孙允兵只记得,那时一个月的网费要40块,他心疼得不行。
在当时的村民眼里,金蛋比不上土地,不值钱,只是一厢情愿的易碎的梦。如今水湖村小楼林立的生活区,当年大半都是荒地,村民每天扛着锄头“修地球”。村里的婆媳会因为几块钱吵架,从家里吵到村口,再撕打到村部。孙允兵一年丢了两辆摩托车,它们被村里的穷困户偷去,当废铁卖了。
他的老相识王全福,1998年下地干活时被拖拉机压断了腿。几年后,40多岁的妻子突发脑溢血去世,儿子又出车祸,凑了40多万元,还是没抢救过来。最后连儿媳,也在改嫁一年后难产身亡。
“这个村没什么能做,看不到希望的。”王全福被逼上绝路,为抢救儿子欠下了30多万元。可他腿不行,村里唯一的活路是开小卖铺,几十几百块地还债。他成天坐在小铺里发愣,第一次意识到供养了祖先几千年的土地已经无法再提供依靠,好几次想到了自杀。
也正是在2006年这一年,每天有900万名城市居民点击使用淘宝网。中国第一个“淘宝村”,徐州市东风村刚萌芽,卖出了自家的第一件商品——一件仿制宜家的家具。
水湖也在这一年迎来了大事:通上了网络。
“生意好做,一颗蛋平均赚四五块”
孙允兵体会到了网络的神奇:南方一家皮鞋集团在全国促销抽奖,一口气订了几万块的货。成本1块多的金蛋,一家财大气粗的国企直接报价13块,“生意好做,一颗蛋平均赚四五块。”
邻居还在田里刨食,孙允兵已经熟悉了网络上的规矩。作为村里同辈中稀缺的高中生,他很快学会了打字,除了做生意,还在博客上继续写诗。
网络的魅力很快全方位击穿了他,“很多人来看我的诗。还有联想输入,不再担心忘字。”他在三四家文学网站上注册了账号,第一次收到仰慕诗人的回信时,手忍不住颤抖。一位大学教授为他的诗谱了曲,他高兴了好几天,最后也没有回复,觉得“自己根本高攀不上”。
被网络推着走显得顺其自然。2009年,免费信息网站不再走俏,他就去搜索网站为金蛋竞价排名,一次点击几毛钱,五六千块钱几天就没了。循着广告打电话的人不少,可真正下单的没几个。过了将近一年,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告诉他,如今流行的是“电子商务”,他才第一次听说了“淘宝”。
金蛋带来了真金白银。孙允兵称自己赚了上百万元,生活倒没什么变化。生意最好的几年里,他认定自己最得意的事,反而是管理一个7000多人“大中华文学”博客圈,和作家们聊天。
直到今天,他仍和媳妇挤在厂里5平方米的传达室,屋里一张炕,烂木桌上摆着台旧电视机。每天上午,他和媳妇踩着凳子,把金粉一股脑儿倒进两米多高的搅拌机,弥荡起满屋金色尘埃。金漆在机器里一圈圈旋转,涌出刺鼻的金色岩浆。这是金蛋厂压箱底的手艺。
下午,他开车,把近百箱金蛋送到临沂的物流市场,夜里9点才回来。顺着高速公路,他的金蛋会远至西藏、海南和香港等地。
“2013年下半年,出现十几户做金蛋。2014年就上百户了。”随着孙允兵投入百万,扩建厂房,全村的热情被点燃。
有人2013年建厂,次年换了三辆车,第一辆是奇瑞QQ,第二辆是本田,第三辆成了奔驰。
县上和镇里的领导开始频繁来视察,村里通了柏油马路,路两旁竖起了崭新的路灯。
2017年,全国淘宝村激增至2118个,水湖村是其中一员。
街道边晾晒的金蛋一年比一年多,各家各户都忙活做金蛋,很少串门游荡,婆媳吵架的场景不见了,村民没空再赶镇集,村里因此开起了5个超市。
短短几年间,村支书孙宝臣被变化冲懵了头。他既为村里的形势高兴,也哀叹集体秩序的消解。他说邻村的广场舞队有几十个婆娘,水湖村只有十几人,稀稀拉拉的。村里的红白酒宴也不再热闹,很多人交个份子钱,忙着赚钱,连面都不露。
2015年,省里来人视察工作,孙宝臣在村里开出60元日薪外加午饭的价码,招30个清洁工,无人应答。从那时起,他隐约意识到,过去维持村庄运行的准则——权力和情谊,即将被金钱代替。
“没钱,幸福不了”
“没钱,幸福不了。”金蛋和网络构成的大潮席卷水湖,曾经的残疾低保户王全福成功踏上了潮头。如今,他被称作“乡镇企业家”“慈善模范”,手下雇佣着26个残疾人。
数据显示,2017年,至少有400个淘宝村,坐落在省级及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些村子里,每开设一个活跃网店,将带来2.8个工作机会。截至2016年8月底,淘宝村在全国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84万个。
王全福在2014年筹措了15万元,建金蛋厂,一口气开了8个淘宝店。金蛋也确实带来了好运:半年过去,他就还清了欠款。他形容“每天赚1万多的感觉就像天上撒钱”,王全福很快退了低保,买了车。他的厂子迎接了好多领导的视察,自己成了县里的政协委员。
如今,王全福把县政协委员的合影打印成巨幅照片,摆在办公室显眼的地方。他说,他一个月能净赚六七万元,厂里光网店客服就有六七个,其中一个30岁的小伙子,去年领到了16万元的薪水。
几百米之外,孙允兵工厂的大门上黏着破旧的白纸,明码标价写着工钱:15厘米高的金蛋白胚2毛2一个,20厘米的3毛5;为一个金蛋上漆,工钱7分。他厂里的工人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这些人没力气开作坊,又不会销售,每天做二三百个金蛋,一个月能收入两三千元。
50岁的韩玉红是其中一员。和记者聊天时,她依旧不停地把石膏浆灌进模具,双手在外拍打,将它们摊匀。为了效率,她拒绝带手套,泥浆糊遍整只手,渗进指甲缝里,每晚用洗衣粉才能搓掉。
这个手脚麻利的女人每天能做400个金蛋,或者七八十个“小黄人”的石膏像。当然,她并不知道那些大眼睛的怪物是什么东西,也不清楚怪物肚子上印的“happy”何意。她甚至一个金蛋都没砸过。
韩玉红忧愁的是种地“越来越贱”了:一亩玉米地,一年收成800块,刨去300块的农业化肥,减去种地和收粮的人工,几乎要赔钱。她的快乐几乎都来自于金蛋厂:今年订单多,她的收入又能高些;媒体来采访,有漂亮的主持,还有一拨人带了无人机,逗得她咧嘴笑。
在仅有的好运气外,她要承担家庭全部的重担。她爱人原本做搬运,每个月能赚3000多元。今年10月,丈夫从货车斗里摔了出来,直接送进医院做开颅手术,从此失去劳动能力。雇丈夫的老板赔了3万块,再没出现过。
如今,她的爱人有气无力地坐在旁边,偶尔帮她提壶水,搅拌下石膏。他们上高三的儿子低声说,晚饭钱只能吃一个馒头,晚自习饿了就睡觉。至于上大学的女儿,“实在供不起”,全靠她男朋友供养了。
她唯一的愿望,是“记者给俺老板好好宣传下”,能让厂子更红火,收入更高。
很难说金蛋令水湖的村民普遍致富,但毫无疑问,它是门兜底的产业。孙允兵厂里一对老两口,70多岁了,刚开始说每天赚个三五十块元作零花,笑眯眯的。打开话匣子后就开始哭,说外孙得了绝症,在北京花了40万元,家其实已经垮了。邻村一位大婶遭遇车祸,丈夫当场死亡,她的腿也成了残疾。如今靠着做金蛋,也能活下去。
“村里年轻人回来了八成”
金蛋给了村里的穷苦人希望,也照亮了新面孔,比如返乡的年轻人。
一位30多岁的中年男人从上海回到水湖村,不再打工,建了家庭作坊,专做敲金蛋的小木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院里,他一天削上万块木头,做五千个木锤,赚二三百块,并不比沪漂时收入高。好处在于能照看两个不到5岁的孩子。在大城市听新闻,他总觉得“留守儿童”是在骂人。
类似的人不在少数。孙宝臣说,“村里年轻人回来了八成。”
金蛋带回年轻人,年轻人则带回比金蛋更加光鲜的东西。比如茶馆、初中辅导班、庭院里种满竹子的“度假村”,以及名字都叫“金品秀”的SPA会馆。
金蛋让这个村子年年换新颜:村里的小学新添了设施。三座幼儿园都重新装修,它们被300多个孩子塞得满满当当,除了本村的娃,邻村的打工者也把孩子送来。开了十几年的小吃摊也换了门脸,设了包间,更上了“大酒店”的名号。
孙允兵的儿媳妇是这几年回乡的年轻人。如今,她帮公公照看网店。当客服几年,她觉得自己被绑在了网络上——眼睛在电脑和手机两个屏幕间来回切换,生意却越来越难做。有人说物流不送货上门,距离太远,要退货,结果她退了钱,客人又把货领走了。
年轻人的归来带来了活力,也带来竞争。从互联网的顶端直至底端,变化是永恒的主题。一度遥遥领先的孙允兵已被抛下,他家的价格比年轻人的店铺高,客服的反应比人家的慢。很多店铺的销量是他家的两倍甚至更多。这让他忍不住感觉,自己已经老了。
他沉着脸说,2013年后,村里竞争激烈,人心渐变,“学会了背叛。”一个不生产,只经销的后生一度和孙允兵雇的代加工户串通,不仅劫了一批他预定的金蛋,还从厂里偷原料。后来,又有村邻跑到他厂里,美名其曰“学习”,拍一顿照片。不出一个小时,老客户发来图片,说有厂商报价比他便宜,质量也不差。孙允兵一看,正是邻居刚在他家拍的照片,差点气懵过去。
从此,孙允兵的厂子定下一个规矩,本村那些只搞网络销售的“二道贩子”,不和他们合作。
金蛋带来的辉煌一度属于孙允兵们,但最终是年轻人的。比如毕业刚两年的孙振国,读大专时就在宿舍里开淘宝店,一边打游戏,一边帮爸妈卖金蛋,每天能赚好几百。毕业时找不到工作,回乡的他没想到,一个石膏做的玩意儿能换来真金白银,买上轿车和县城的房子。
如今,他掌控着水湖村金蛋销量最高的网店,一天卖2万多个蛋,差不多是孙允兵家销量的4倍,站在了金蛋圈的最顶端。比起那些造厂房、雇员工的前辈,他显得轻松。家里只生产少量金蛋,其余全靠代工户们送货。至于售货的电脑,就摆在他和妻子还挂着红窗帘,贴着喜字的婚房里。
在他面前,老一辈人操纵互联网的手段显得生疏,经营理念也保守得要命。爸妈一度只想搞生产,他气得摇头,说“销售才是赚钱的生意”。
新与旧的交替中,老人渐感外界的冲击。有的老人六十多岁,照着教材,一步步开起了网店,不会用拼音打字,就用手机的手写输入,“一字字地蹦”。有的老人实在不开窍,但至少要学会支付宝和微信。
去年,王全福也把老旧的手机换成了3000多块的智能机。他说过去守在电脑前,如今躺在家里的炕上,看手机就行。
他几年前装修了自家的老房子,铺上瓷砖,装上6台电脑,“整得和办公室一样。”如今客服们就在家里办公,穿着拖鞋走来走去。
孙振国家有一个客服,初中毕业,每个月发3000多元工资。小伙子曾在养鸡场杀过鸡,还在砖厂烧过窑。他如今喝着可乐,带着绒线帽,每天在电脑前坐十个小时,手指噼里啪啦敲个不停,偶尔猛搓下眼睛。他能瞬间报出几千个县镇不同的物流价格,每天和1000多个顾客交谈,同时应付100多条未读消息。村里的老人为此啧啧称奇。可在这个年轻人眼里,这没任何了不起的。
“什么金蛋带来好运气,都是生意”
孙允兵最近修货车时摔进了地沟,磕伤了胸骨。加上天气冷,吸进去的空气凉,他只能终日捂着胸。
可让他胸口更痛的是生意。2012年过去,孙允兵见证着一枚金蛋的价格从5块跌到3块,再变成如今的1块甚至几毛。他心疼厂里的工人,可自己也只能被大势挟着走,把工价从1块减到6毛,直到现在的二三毛。水湖周边的一些村镇这几年也加工金蛋,那里的老头老太一枚只收1毛,一天赚30块钱就知足。
无形的压力笼罩着他。20多岁的年轻后生,自家供不应求,来他这借货。人家出于好意,劝他多注意网店的生意,别总守着老客户。孙允兵面子上挂不住,只能连声寒暄,“你们年轻人确实做得好。”
没外人的时候,他才会喘一口长长的粗气,说自己如今卖不过别人,心里挺难受。
他的办公室里,书架上堆着厚厚的书,包括方方的《落日》和《普希金诗选》。办公桌上摆着一大摞宣纸,毛笔笔头早已干得发硬。孙允兵坐在其间,说自己后悔,2013年就该撒手不干,现在能写写字,看看书。如今要对厂里工人负责,“想走也走不了。”
砸开金蛋后,收获的是好运,还是一地石膏渣,谁都说不准。一对50多岁的代加工户夫妇抱怨说,如今两个人忙活一个月,才赚1000多块,连孩子都养不起。如果过几个月还这样,他们就要回建筑工地上打工。
村民的共识是,同村商户出于竞争,过度压价。从两年前开始,生意越来越难做。
谈起这点,孙宝臣格外愤怒。坐在村委办公室,他用手指戳着桌子吼道,“这两年也开会,商讨价格。可就是有人不遵守,应该封杀他们!”当然,这个威胁从未实际影响过任何人。
年轻人陈肖辉基本垄断了北京市场,有着相对稳定的生意。他觉得,压缩成本是当务之急。
在水湖,全自动金蛋机已经渐渐流行。这个售价约万元的机器是个全自动的“大圆盘”,把金蛋模具套进去,机器能模仿人工的流程,注入石膏,均匀摇晃,最后把模具拆开,滑出蛋坯。
“机器比人好用。”陈肖辉坦诚,一个20厘米尺寸的金蛋,机器能比人工省下一毛钱成本。一天卖5000枚,一个月就差出15000元的净利。更何况,一台机器日产1000多枚蛋,能顶四五个熟练工人。
陈肖辉家的工厂已经慢慢裁员,剩下的员工只有十几个。尤为残酷的是,被裁掉的工人制蛋大多“又快又好”——他们越熟练,用的石膏浆越少,摊出的蛋坯越轻。一个标准重7两的金蛋,有的工人用4两半石膏就能做好。他们直至被辞退都不清楚,这样的蛋,运输中容易碎,核算下来,反倒给老板带来损失。
在陈肖辉的设想里,不出两年,那些不会网络销售,只会代工的中老年加工户,“基本都要被淘汰”。有时,他会更加悲观地想,淘宝是否也在刻意地集中流量,培植大户。类似的念头闪现,让他心惊胆颤。自家2017年的销量只有2016年的七成,更加剧了恐慌。如果猜想成立,他和村里那些年迈的加工户无甚区别,一样是时代的弃儿。
金蛋转眼间跌回成不值钱的石膏胚子,可能就是不远的事儿。陈肖辉的逻辑简单却强大:以前人们在电脑上购物,二十几寸的大屏幕上,顾客的视线最起码容得下十几家店,挑挑选选不一定青睐哪家;可如今,大家都用手机,搜索结果,基本只看前面两三个。
他经常遇到这类顾客,有的人说想只买半箱,还有人提出,必须三天内收到物流,“晚一分钟都不行。”陈肖辉和他们拉扯很久,生意还是谈不成。这无疑构成了恶性循环:顾客难以服务,小店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客服沟通成本,承担更高的差评压力。
类似的情况,已经在很多淘宝村一次次上演。同在山东的菏泽大集镇,凭着出售演出服,曾被评为“中国淘宝镇”。可近两年前去探访的记者发现,因为低端重复的激烈竞争,单件衣服的利润甚至跌至一元;有人投资十几万,两年还没有回本。这个曾经将幼儿园命名为“中国淘宝镇中心幼儿园”,宾馆取名作“淘宝宾馆”的乡镇,如今将还未完工的“淘宝文化广场”晾在一边,商业街空置了大半。
另一座远在浙江温州的淘宝村西岱,曾经名列全国首批20座淘宝村。几年过去,一件成本二十多元的玩具木马,如今售价已经压至不足20元。很多开张的新店要先砸下一二十万做赔本生意,将店铺排名冲高后才能赚钱。
“什么金蛋带来好运气,都是生意。”陈肖辉无奈地耸耸肩,笑了。互联网的浪潮把一部分人抬起来,再吞下去,类似的故事也不是头一次发生了。
“金蛋的生意,这辈子做不完,下辈子也做不完”
从数据上看,淘宝村依旧风光无限。单单2016年,中国的淘宝村为4700万人生产了T恤,销出了700多万个背包,将面膜贴到了近300万人的脸上……
希望也依旧存在:中国的第一个淘宝村——徐州市东风村,在经历了职业差评师恶意攻击,利润率下跌等一系列风波后,开始推出自主设计,尝试多品牌、多渠道经营。一座由政府扶持,占地1800亩的电商产业园也随之拔地而起。
仅看外表,水湖村依旧充满欣欣向荣。个把月前,青岛理工大学的教授来村里讲电商创业课。60多号村民挤在村大队十几平方米的电脑室里,争抢提问的人挺多。
村干部孙宝臣豪迈地表示,2018年,他要在村口立上18米高的巨型金蛋,上书“中国模王金蛋村”。他还说自己的理想是把金蛋铺在北上广繁华的广场,搞一场盛大的“砸蛋抽奖”,“第一名送100箱金蛋,第二名送80箱!”
一位店铺销量稳居全村前三的年轻人也握住了希望。2017年,他向日本卖出了6000箱金蛋。日本人在金蛋里塞上小玩具,搁在超市里卖给孩子。上个月,柬埔寨大使馆又从他这儿订购了10箱规格不一的金蛋。这让他开始思索外贸生意的可行性。
孙振国斩钉截铁地安慰那些不安的朋友,说新一年,销路会更好。他认为金蛋在南方已然流行,北方的市场远没有饱和。这大概是这位新贵和老领头羊孙允兵为数不多的共识。后者坚信,“金蛋的生意,这辈子做不完,下辈子也做不完。它就像气球一样,是节庆必备,祖传手艺了。”
孙允兵已然看得透彻,“金蛋一敲开,好运自然来”,其实是说给商家听的。顾客砸开一个几毛钱的金蛋,背后是商家一本万利的收益。水湖村的淘宝店主间流行一个说法:实体经济越不景气,商家越需要促销,村里的生意就会越好。
孙允兵忍不住感慨,这12年,自己的好运气来了,又走了。他记得刚开始那会儿,人们真把金蛋当宝贝。有的人订货,就要五六个,还要求砸蛋后炸出气球和金花。孙允兵看对方认真,还真用心设计。也有人收到金蛋,居然要使用说明书,紧张地问他蛋壳沾了灰怎么办。说到这,孙允兵大笑。
他感谢金蛋,因为它学会了上网和打字,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这让他的生活依旧充满诗意。
深夜,这位老人会揣着手机,趴在被窝里写诗,等到想出满意的句子,写诗时平静的快乐,今让他暂时忘掉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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