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正在日本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了第四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就双边、地区和国际经济贸易领域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就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取得成果，中日第三方合作等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此前一天，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分别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单独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就推动两国企业携手在第三国家开展业务合作达成了一致。

　　自2017年以来，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逐渐转为积极，并制定了支持日本企业参与相关合作的方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外相河野太郎等多次表示， 日方愿意支持中日企业在那些连接亚洲、欧洲与非洲并有主要贸易线路通过的亚洲国家内开展基础设施、能源项目等方面合作。中方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11月在河内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时指出， “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成为中日两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平台。

　　此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双方在政府层面就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奠定了良好政治基础和政策保障。

　　中日第三方合作可从东盟地区做起

　　笔者认为， 综合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个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和中日两国的比较优势，中日开展第三方合作应首先从东盟地区做起。为什么要首选东盟地区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东盟各国经济发展迅速，已经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来投资需求巨大，可为中日两国提供较大的合作空间。

　　东盟是亚洲第三大经济体，2015年底东盟经济共同体(AEC)正式成立，创造单一市场，便利区内产品、服务、投资、资金及人员流动，为区域经济融合奠下重要里程碑，为东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制度推动力。2017年，东盟国家的经济总量超过2.7万亿美元，约相当于英国的经济规模，是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和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全球知名评级机构BMI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2018年东盟经济增长率将达4.9%。据IMF估计，到2030年，东盟地区将有55%的人口处于中产阶级，总计约4亿人。

　　东盟对外来投资的需求巨大。东盟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者最为青睐的目的地之一。同时，东盟大部分成员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初期或初中期，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需求十分巨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ADBI）的一项研究成果，仅仅在基础设施领域，东盟要在2016年至2030年间总计投资3.15万亿美元，才能满足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目前，该地区国家每年仅能花费55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为1020亿美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融资需求，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一家不可能完全满足，需要推动投融资的多元化。一言以蔽之，东盟地区可为中日两国企业合作与共同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其次，中日同为东盟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双方都将东盟作为重点经营的对象，同时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避免恶性竞争。

　　日本起步早，抢占先机，且存量大。日本在亚洲地区苦心深耕数十年，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投资、人才培养等方式拥有较深政治、经济和社会根基。目前，日本仍是东盟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企业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开始进入东南亚市场，如今遍布在制造业、金融业、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拥有非常丰富国际化经营和本地项目管理方面的经验。日企产品在东南亚市场具有极高占有率。2012年底安倍再次上台以后，推出“基础设施出口战略”，更是将东盟地区作为最主要的推销市场。

　　中国存量小，但增速快，有后发优势。相比之下，中国同东盟经贸合作起步较晚，特别是中国企业进入东盟市场是最近十几年才兴起的现象。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整体口碑、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等方面同日本同行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中国同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对日本已经形成迅速赶超之势。中国自2009年起取代日本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保持至今。截至2016年6月，中国企业累计在东盟国家非金融投资总额615亿美元，在东盟外国投资榜上位列第三，排在日本和美国之后。

　　同时，中国企业在经营东盟市场也有很多自身优势。中国和东盟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人文相通、商缘相联、利益相融，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过剩产业“走出去”是经济升级的必然途径。而东盟国家普遍处于工业化早期和中期，最近几年已成为中国产业转移的最重要承接地之一，许多优质的钢铁、化工、水泥、机械制造等企业正在进入东南亚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创新型经济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新产业、新业态也开始走向东盟地区。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互联网巨头将东盟作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重要基地；摩拜单车等共享经济企业也纷纷开始布局东盟。

　　毋庸置疑，海外投资风险较大，特别是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耗资巨大，建设周期长，面临的金融、社会和安全风险大。 中日双方企业如能联手，不仅可以共担风险，还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尤其是可以将中国的装备制造和人力资源与日本的先进技术和营销网络相结合，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等域开展合作。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中日企业同东盟国家企业一道进行不少有益的探索。例如，中国中信集团、日本伊藤忠商事株事会社、泰国正大集团多年来一直相互参股份，共同拓展三国和海外市场。当前，三方正在着手共同推进泰国迄今最大的综合开发项目：泰国东北经济走廊。

　　三是中日与东盟同处东亚生产网络，三方的生产链、产业链、价值链相互镶嵌、相互融合，中日在东盟开展三方合作有助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实现各方共赢。随着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融入东亚生产网络，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枢纽和最终装配中心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产业内分工在以逐步显现由垂直分工向网络化水平分工升级的态势。东亚地区的这种国际分工形式和网络内贸易加强了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中日开展三方合作可促进东亚一体化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东亚国家经济，各国普遍意识到仅靠市场推动的经济一体化是很脆弱的。在此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及东盟国家开始推动政府主导的区域合作进程，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作为东亚最大的两国经济体，中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协定”就是中日共同倡议、携手推进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最好例证。在东亚区域金融合作领域，两国以最大出资国身份联手推动了以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为核心的地区金融安全网建设，并促成了“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AMRO）这一“亚洲版的IMF”的建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推动下，东亚域内贸易和投资持续强劲增长，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继续深入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升级转型，中国在仍以日、韩为重要的核心零部件来源地的同时，加快了同东盟在基建、能源、轻工纺织、化工、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产能合作。

　　另一方面，随着内需的爆炸性增长，中国逐步成为东亚的最大终端消费市场。上述两方面变化都进一步推动东亚域内生产网络向更趋紧密方向发展。

　　在上述背景下，中日两国在东盟共同开发市场、实现产业链衔接等方面出现了更大的合作空间。中日应着眼长远，在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联手加速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利益，也符合东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日恶性竞争往往导致“三输”局面

　　此外， 中日两国都逐步意识到，恶性竞争只能导致“双输”、甚至“三输”，东盟国家也希望中日推动良性竞争和互利合作，以实现各方共赢。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市场存在激烈竞争是不争的事实，其中也有一些恶性竞争。有一些项目结果是中日“鹬蚌相争”，东盟国家“渔翁得利”，但更多项目的后果是三方皆输，因为很多项目因恶性竞争而最终搞不下去，项目所在国最终也得承担巨大的机会成本，错失发展良机。

　　同时，东盟多是中小国家，虽奉行大国平衡战略，但对外部大国之间的敌对感到担心，害怕被陷于进一步加剧的恶性竞争之中。东盟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希望引导外部大国在利益一致事务上进行政策协调与合作。中日两国应该正视东盟的这种愿望，从自身利益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出发，避免恶性竞争，采取更为理性和现实的合作方式。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在东盟地区各有一定比较优势，同时拥有不少共同利益。双方应摒弃零和博弈旧思维，树立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在推动良性竞争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开展第三方合作，以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做大利益“蛋糕”。

　　中日双方充分应运用各自优势实现互补，特别是可将中国的装备制造和人力资源与日方的先进技术和营销网络相结合，在基础设施、制造业、产业园等领域开展合作，以较高的性价比赢得和拓展东盟市场，推动东盟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进程，实现东亚国家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