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听惯了美国人赞颂两国“特别关系”的甜言蜜语，但上周他们听到华盛顿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美国人对英国外交安全政策的方向感到失望，因而抱怨连连。
第一声抱怨来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她说欧洲和英国削减国防开支的做法“非常令人担忧”。第二声抱怨是在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上，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提出的，他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此前英国宣布计划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是打算和美国分道扬镳了。
这两个事件突显出英美关系中两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其一，英国大幅削减国防支出，导致其作为美国潜在盟友的价值越来越低，对此美国日益感到焦虑。其二是两国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美国认为中国有意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者，决心阻止这种局面。英国则希望集中精力与中国搞好贸易投资关系——它似乎安于置身场外，旁观中美权力斗争。
这些分歧使美国方面越来越萌生出一种想法——就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勒鲍姆(Anne Applebaum)本月早些时候所写的——“英国历史上对外交政策的兴趣仿佛已丧失殆尽”。
的确，在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领导下，英国日益滑向了国际事务的边缘。乌克兰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卡梅伦政府提出，英国一直是欧盟(EU)内的一个重要声音，支持对俄罗斯采取严厉制裁。但令人惊讶的是，最近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举行明斯克会谈的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根本看不到卡梅伦的身影。
在利比亚危机中，英国的缺席也同样令人惊讶。2011年，卡梅伦率先提出北约(Nato)应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现在利比亚陷入一片混乱，而英国却显得无动于衷。
削减军事预算将使英国更难以在中东(或其他任何地方)发挥积极作用。但不同类别国防开支的削减方式也失于严谨。卡梅伦政府似乎决心要花巨资维持大国地位的象征——核武器与航空母舰，同时在能够让英国实际发挥力量的领域进行削减：陆军和空军。与此同时，在英国军事开支即将要低于北约(Nato)设定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时，政府仍承诺要将GDP的0.7%用于发展援助。这种姿态会备受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赞扬，但无疑会遭到五角大楼(Pentagon)的质疑。
如果英国全球影响力的这种下滑只是与首相的个性有关，那这可以被视为是暂时性的。但事实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已经使人们对外部干涉是否明智以及军事力量的作用产生了很强的戒心。2013年英国下议院投票否决了英国参与空袭叙利亚，就体现了这一点。受挫的卡梅伦对下议院说，这次投票反映了民意，“我理解”——引发这种共鸣的似乎远不止叙利亚危机。
更广泛来讲，英国已经发生了一种代际变化。当今英国政界要人并非成长在那个英国仍自认为是世界主要大国的时代，因此，他们对英国在全球大事上袖手旁观的形象不会感到愤愤不已。相反，当今日的英国大臣们举目世界时，他们第一关心的是商业——如何吸引外国投资，如何找到新的市场——从政府为外交部设定的优先工作事项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引发争论之前，有一个事实就已经很明显了：彼此不同的观点，导致英国和美国对中国投资采取不同的态度。比如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Huawei)设置了重重障碍，而英国却对华为盛情相迎。近期访华时，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称赞华为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在英国前途无量”。一位美国安全分析人士讥讽地说：“英国与华为纠缠如此之深，到时候想甩都甩不掉。”
目前英国政界人士最先考虑的是重建经济、控制政府开支。他们的压力始终来自于增加养老金或医疗服务支出的需要，而非国防支出。卡梅伦会关心华盛顿方面发出的声明，但他要准备参加选举大战——他知道选民们首要关心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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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