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起，一度被视为抗疫“模范生”的新加坡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字开始居高不下，每日单日新增均超过100例。4月18日新加坡单日新增病例数字达942例，创下最高记录，这一记录两天后就被打破了，20日单日新增病例达到1426例，总确诊病例达8014例，已成为东南亚国家中确诊病例数字最多的国家。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日报道，新加坡卫生部当日下午发出文告称，新增病例大多数是住在外劳宿舍的工作准证持有者。4月9日，新加坡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联合主席、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便在记者发布会上表示，新加坡目前正应对着两种不同的疫情：外劳宿舍病例数字急剧上升，其他群体的病例数字则趋向稳定。

新加坡的抗疫策略堪称“稳步推进”。即使新加坡于3月22日宣布实施“封关”令，负责领导抗疫的黄循财仍强调新加坡未进入“锁国”模式，新加坡沿着“轻度干预”的策略做抗疫部署，尽量不影响社会的运转。

但4月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全国讲话，称未来一个月是“抗疫”关键时期，自7日起关闭全国非必要工作场所，意味着新加坡抗疫升级。外劳宿舍疫情的不断升温，更让人不禁为“模范生”新加坡感到担忧。

外劳宿舍与屡创记录的疫情数字

4月8日新加坡单日新增确诊198例时便破了单日增幅记录。但在9日，这一记录又被打破，当日单日新增287例。自13日起，单日新增确诊均在300例以上。

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19日报道，新加坡确诊病例激增，在过去一周内便增加了160%。18日（942例）、19日（596例）确诊病例中90%以上是居住在集体宿舍中的外籍劳工。目前，外劳宿舍已成为新加坡最大规模的感染群。

9日，黄循财形容：“外劳宿舍病毒传播范围更大，而且外劳住得密集，因此传播率也更高。”据统计，新加坡确诊病例近四分之三是外籍劳工。在新加坡工作的外籍劳工主要来自印度、孟加拉国与中国，总数约30万的外籍工人住在密密麻麻的外劳宿舍中，一间外劳宿舍最多可容纳20人。

据《外交官》杂志4月14日报道，新加坡的外籍劳工并不像其他旅客一样在“大流行”期间返回母国。其中原因之一是在新加坡工作必须背负的债务。孟加拉国外籍劳工抵达新加坡后，需为其第一份工作支付高达17000新元（约合人民币84704元）的中介费用，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可能还清。另一项原因则是母国家庭对外劳汇款的依赖。

批评声指出，新加坡早在2月份就发现少数外籍工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但并未采取足够措施阻止疫情暴发。新加坡人力资源部长杨莉明说，4月初疫情开始变得严重时，尽管宿舍始终存在着传染病毒危险，但“与我们自己的家没什么不同”。官方还强调，在外劳宿舍暴发疫情前，他们就做了预防措施，将宿舍公共空间关闭，并将外劳的用餐和娱乐时间错开安排。

《经济学人》11日报道指出，7日开始的“封锁令”对大多数新加坡人而言不算严格，他们仍可以外出购物，锻炼身体。但对35万外籍劳工而言，因宿舍暴发疫情，许多人不得不在宿舍内隔离两周，生活于逼仄的空间，同时承担交叉感染的风险。

国际特赦组织的新加坡研究员霍华德（Rachel Chhoa-Howard）表示，过度拥挤的宿舍比居家住房更加危险，尤其是在大流行期间。她说：“（官方）可能未能及早考虑到这一点，这可能导致了感染率上升。”

《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与新加坡类似，中国台湾地区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外籍劳工，但并未与新加坡一样暴发疫情。2月底，台湾方面发现一位外籍护工确诊感染后，便加强了对宿舍的检查，为外劳提供信息通报会，并劝阻他们举行大型聚会。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8日报道称，新加坡较为宽松的抗疫策略只有在成功阻止海外输入病例与迅速处理潜在病例的情况下才可行。一旦此类措施失败，病毒在本土社会内“人传人”的速度要远远比严格实行封锁与社会隔离措施的地方要快。

新加坡抗疫策略“闻风而动”

确诊数字激增迫使新加坡采取新的政策。此前，新加坡采取了积极检测、命令感染者自我隔离并对密切接触者保持追踪的策略，被认为取得了成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疫情暴发，新加坡的超市、巴刹（街市）、小贩中心、餐馆、公交和银行等场所仍照常营业，建筑工地也照常运转，这些行业均雇佣了数量可观的外籍劳工。

据《联合早报》18日报道，新加坡人力部表示，因建筑业目前累计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最多，工地成为传播场所，为加强防疫，所有建筑业的工作准证等证件持有者必须自20日起遵守居家通知条例至5月4日。

应对外劳宿舍暴发的疫情，新加坡政府较为迅速地做出了多项应对措施。据《海峡时报》10日报道，新加坡政府设立了专门工作组，派出43个跨部门的9人工作组到对应的43个宿舍，处理宿舍的伙食与卫生问题。

另外，外籍劳工也被政府安排到不同的临时住地，以避免宿舍过于拥挤，造成聚集感染。新加坡政府还表示将在所有43个外劳宿舍派驻医疗队。

外劳宿舍之外，新加坡人的生活与工作受到有关法律的严格约束。《海峡时报》、《联合早报》等新媒报道了多例违规事件。20日，有超过200人因未遵守安全距离（1米）要求而收到罚单，另有80人因未戴口罩受罚。其中，二次违例的9人罚款达1000新元（约合人民币4975.4元）。18日，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长马善高就居民违规现象表示失望，称“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敦促所有人尽可能待在家里。《金融时报》形容，新加坡当局目前不得不将全国置于几乎完全封锁的状态。

18日，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与新加坡《联合早报》共同举办“中新专家对话新冠‘阻击战’”视频连线访谈节目中，新加坡伊丽莎白诺维娜医院传染病专科医生梁浩楠表示，近来频发的外籍劳工集体感染患者都居住在宿舍里，在新加坡政府将宿舍封锁后，外籍劳工应该不会将新冠病毒传播给新加坡公民。

“因此，我觉得只要新加坡政府对其执行严格的封锁措施，那么再过两三个星期，我相信新加坡的疫情就可以得到控制。”梁浩楠说道。

外劳疫情凸显，防疫需要考虑全球化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一场全球危机。应对疫情，许多国家关闭了边境，对外籍人士颁布旅行禁令，召回国民。部分国家如新加坡、泰国等，还推出了基于国籍身份的公共卫生政策，并未就外国居民多做考虑。

此前，新加坡官方向其公民发放了免费的口罩和洗手液，将外籍劳工排除在外。这些外劳不得不依靠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来获得此类卫生用品。泰国则曾完全关闭泰缅边境，因缅甸劳工“停手停口”无法在泰国生存，才开放边境允许他们回国。

这一种基于“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边界的政策，在跨国移民工人遍布全球的当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外交官》杂志3月31日评论指出，在“大流行”的情况下，公共卫生的风险并不会因国籍身份的不同就在不同人群间区隔开来。如果外籍劳工也处在易感风险中，这个社会的所有人都会因此承担更高的风险。服务于外籍劳工非政府组织（NGO）的医生Jeremy Lim说：“如果我们不主动照顾最薄弱的环节，那么我们都将付出代价。”

新加坡官方就外劳宿舍疫情多次作出友善表态。9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脸书上发布视频说，政府密切留意外劳生活状况，确保他们获得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照顾。李显龙称，新加坡感谢参与建设的外劳，政府有责任照顾好外劳，让他们健康、安全地回到家人身边。一名积极为外劳群体发声的孟加拉籍工地督工扎基尔（Zakir Hossain Khokan）17日确诊感染后，获得了新加坡议员的“打气”。

尽管如此，新加坡的外劳政策一直遭受批评。获新加坡政界鼓励的扎基尔也直言，外劳宿舍的居住条件并未得到改善，7到9间客房仍共用1个洗漱区。据CNN报道，新加坡律师、前外交官许通美（Tommy Koh）在4月一条获广泛分享的脸书帖子中说：“这些宿舍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正在爆炸。”

许通美形容，新加坡对待外国工人的方式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的，政府允许雇主用没有座位的平板卡车运输他们。“他们呆在拥挤的宿舍里，宿舍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装满了十二个人。”许通美补充说。他认为，新加坡应该把这当作一个警钟，要像第一世界国家那样对待“必不可少”的外籍劳工。

除了控制疫情蔓延，新加坡政府也对外籍劳工的工作与收入做出保障。人力部宣布，“疫区”宿舍中受影响的工人将获得基本工资。《外交官》报道称，外界仍担忧雇主会从工人薪资中扣除伙食费和住宿费，这将让隔离中的外劳所获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