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华人网1月26日讯 一见面，马塞洛先生就很谦虚地对记者说，“我刚来中国没几天，对中国国内具体的经济政策了解不是很多，所以回答的不全面处敬请谅解。”拥有阿根廷和意大利双重国籍的马塞洛，在经济研究领域工作了25年，他对很多国家的债务问题和贫困问题解决很有想法，但他谦恭的态度，让人一下子觉得，这是位用研究报告出言献策的学者。
警惕地方债风险
世界银行[微博]在债务沉重的国家里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马塞洛和其工作团队这次就是代表世界银行来调研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问题并传授治理经验的。作为世界银行宏观经济与财政管理全球发展实践局高级局长，马塞洛·裘格尔（Marcelo Giugale）这次访问的主要城市是上海、北京和重庆。在上海期间，他接受了《国际金融报》的专访。
“中国GDP在放缓，而地方债务对GDP比率却在快速上升，势必导致地方债务违约风险加大。对此，中国必须要制定地方政府举债规则和监管框架，同时要有惩罚机制，否则这个规则无效。”结合自身25年来的研究经验，马塞洛这样警告中国。但他也坦言，关于如何治理中国地方债问题，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他在短期内也很难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他会把国际上一些成功治理债务问题的经验分享给中国决策者。
2015年又是一个地方投资火热的年份，市场上关于中国地方债务风险加剧的声音也越来越高。而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正处于下行态势，房地产调整和地方债累计已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两大风险。马塞洛认为，解决中国当前的地方债问题，首先必须要摸底地方债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目前关于中国地方债的统计，最权威的数字是2013年底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当时显示中国地方债累计约17.9万亿元，而最新的统计数据可能在今年3月份全国两会之后公布。
其实，中国的地方债增长已经进入了一个怪圈。从2010年开始，中国就着手整顿地方债融资平台。然而，越整顿债务越多，2010年时，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只有10万亿，到了2013年已接近18万亿，借新债还旧债已经成为了一种模式。地方债余额不仅没有在总量上被控制住，在结构方面，也呈现出复杂化与隐蔽化的倾向。目前，市场中普遍估算，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率约为45%—50%，但已经逐渐逼近60%的警戒水平。
分权导致地方债累积
“在发达国家，危机前，其债务水平一般都很高，但危机后就下降了。对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而言，其债务水平一直都比较低，即便在危机时期，其债务量也不会大幅增加。而中国的现象很独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其债务量并不高，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后，其私有债务出现了快速增长，这与其他国家不同。”马塞洛指出，单看中国债务规模并不存在问题，但如果把债务数字与房地产、地方银行和地方政府密切联系起来，中国的债务风险的确不小。
“地方债务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目前中国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分权化改革客观上推动了地方政府举债。”马塞洛指出。
马塞洛指出，当中央给地方权力过大时就会带来以下几大问题，必须警惕这些问题的存在，才能从源头上治理地方债激增。
首先，恶性竞争模式下的补贴大战必须要遏制。地方政府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税收，就会出台一系列可以吸引投资者的措施，最后导致税收收不上来的困局。以美国各大州之间的补贴大战为例，当密歇根州的底特律陷入衰败局势后，其他州看到了机遇。他们想尽量地吸收那些离开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厂商进入到自己的州，所以不同的州之间都在提供补贴。以内华达州，特斯拉[微博]需要建立一个价值50亿美元的电池厂，这个项目能否留在该州，就看州政府的补贴额度，最终内华达州拨给特斯拉公司15亿美元，而该州的总预算额仅65亿美元。
其次，必须谨防资金共同池惯坏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往往很依赖先花中央政府的钱，不花光中央政府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他们是不会想到掏自己的腰包。马塞洛表示，这种资金共同池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普遍，其中非洲最严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地方政府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公司化政府转变为以社会管理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再者，防范道德风险很有必要。地方政府的政治周期和国家政府的政治周期是不同的，地方政府领导换一茬，地方债务就会增一笔。“只管借，不管还”的模式很普遍，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把最终偿付责任转嫁给政府，下级政府把最终偿付责任转移给上级政府，地方政府把最终偿付责任转推给中央政府，上届政府又把最终偿付责任延迟给下届政府，这种“击鼓传花”的模式必须要打断。
在解决中国地方债问题上，马塞洛建议，中国应该引进评级机构作为第三方来调节。“中国需要有一个第三方参与来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三方能够提供数据，而且也能让双方之间了解相关的风险等。”他进一步指出，最好的局面就是评级机构之间能有良性竞争，包括中国的评级机构和国外的评级机构对债券发行有良性竞争，而且评级机构要保持诚信，要了解地方政府的具体账簿，不仅仅是资产负债表上面的一些明确事项，同时也要包含这些政府所承担的其他的负债，而且评级机构要求地方政府提供财务报告。
赖账是最不可取的
马塞洛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很多国家都有工作经历，但对于债务危机，他了解最透彻的要属阿根廷。2001年，阿根廷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和激烈的政局动荡，迫使政府放弃了比索盯住美元的货币汇率制度，国内外投资者对阿根廷的信心急剧下降也让阿根廷顿时陷入了债务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多重危机的局面。他回忆称，“当阿根廷央行[微博]突然崩溃时，支付系统也随之坍塌，银行垮掉后，整整一年的时间大家不用交电费和各种税费，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局面。最后，26个省开始自己印钱来支付员工工资，然后工人们再将其转换为保值货币，贴现率很大，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这样的债务违约危机使得阿根廷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缓过劲。”
马塞洛认为，阿根廷的债务解决方案是最不值得学习的个案。时隔13年，阿根廷再次违约将给该国政府带来很负面的影响。在他眼里，阿根廷的案例非常特殊，因为这个国家有一个巨额公共债务违约的历史，很多人多年来一直都没得到其付款。
在5年时间里，阿根廷没有给任何人还债，但这个国家却厚着脸皮威胁债券持有人称，如果你愿意来置换你的债券，我们会给你新债券，但这个新债券只是原来价值的1/4。迫于威胁，最终90%的债权人被迫接受了这一提议，而10%的人不接受。
到2010年，阿根廷又对这10%不愿接受贬值债券的人说，“你们到底想不想接受5年前90%的人所接受的结果？”最后，又有7%的人被迫接受了。剩下很少一部分人觉得不服，于是他们告进了美国法庭，要求阿根廷全额支付。问题在于，这部分人在买债券时价格非常低，如果现在得到全额支付，阿根廷又觉得自己很吃亏，把不服者起诉到纽约法庭甚至最高法院，最后维持原判，要求阿方全额赔付。
在阿根廷拒不支付的情况下，美国要强制冻结阿方资产，最终导致技术性违约，就连那些原本接受了债券置换的人也没办法得到阿根廷的支付。如此一来，阿根廷就彻底把外国借贷人堵在了门外。失去外国借款源后，阿根廷只能进行资本控制或进行外汇控制，这样其货币就失去了自由市场，国内投资也出现了问题。
对于此事件，马塞洛评价称，“赖债是最不可取的债务解决方案。”
在被问及欧债危机中希腊所扮演的角色时，马塞洛称，希腊类似欧元区的一个省或一个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希望通过让渡主权来解决债务危机，只是一味地想从德国等核心国家那里拿到救济款，这样“扯皮”的模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马塞洛认为，“欧盟使用同一种货币，但不同的欧元区国家出现的财政问题不一样，希腊虽然使用欧元，但它又不印刷欧元，除非退出欧元区，否则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难厘清。”
希腊地方债的特殊之处在于，希腊可以选择退出欧元区，这又与地方和中央分权问题有别。马塞洛坦言，在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时，该国付出的代价很大，欧盟对于解决希腊问题设置的标准非常严，造成希腊失业率至今居高不下，GDP缩减了20%。“现在希腊惟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进行结构重组，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希腊退出欧元区付出的代价更大。”马塞洛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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