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承担中国男女性别失调后果的主要人群，往往是农村男性青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末，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以女性为100）。按照总人口数量来计算，中国大陆男性比女性多出3164万人。14亿人，男女人数有3000万的差异，看起来并不多，但是更关键的是男女差异的年龄结构。

　　农村男青年成了性别失衡恶果的主要承担者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60-64岁性别比为100.03，该年龄段是我国男女性别比例最为平衡的阶段。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性别比例失衡逐渐加大，到了00后出生的时候达到顶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各年龄段男女性别比数据显示，在1994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中，我国男女性别比已经突破110。其中，20-24岁性别比为110.98;15-19岁性别比为117.7;10-14岁性别比为118.46;5-9岁的性别比为118.55;0-4岁的性别比为114.52。

　　也就是说，中国的年龄失衡主要集中于正在进入婚姻的年轻人群中。在“90后”年龄段，性别比已经突破110，而到了“00后”则更加夸张，性别比最高达到118.55——大约18%的男生无法配对到同年龄阶段的女生。

　　而且，在统计数字揭示的年龄结构性问题之外，还有中国年轻人的性别失调，地域上的结构性问题。

　　现在城市里高知识、高收入的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是社交媒体的常见话题，偶尔还会出现爆款议题。这次性别数据出来之后，还有调侃：“多了3000多万男性，我为何依然还是单身？”这种热议，是因为城市女青年生活在城市中，得到的关注多，有更强的话题设置能力。

　　相比之下，农村里面因为贫穷娶不上媳妇的年轻男性，却在社会视角之外。在主流视线之外，往往也容易被政策、对策所忽略，但是，他们造成社会问题的能力却未必小。

　　很多人认为，男女性别比例悬殊不是一个问题，大龄女青年是因为女性只能找比自己年龄大的男性，而男性可以找任何年龄的女性，自己年龄段的性别比例失调，只需要到更小年龄层的人群中去寻找配偶就可以了。

　　且不说，女性只能找比自己年龄大的男性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男性向更年轻年龄段寻找配偶的时候，又会挤压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如此循环，比例失调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更何况，在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女性中找不到配偶，又凭什么能找到更年轻的女性呢？

　　实际上，年龄挤压未必存在，真正存在的，是有钱的、有资源的男性，对相对弱势的男性青年的挤压。那么，在城乡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整体上看，就是城市男青年对农村男青年的挤压。

　　所以，最终中国男女性别失调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往往是农村男性青年。而令人感叹的是，重男轻女观点严重的往往是农村，所以，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农村男青年的父母，当年一手造成了他们现在的困境。

　　剩女是群体问题，而剩男是一个阶层问题

　　男性到了结婚年龄，性生理需求没法解决，可能促成性交易行业潜滋暗长。非但如此，未婚男青年对女性的需求，还会导致贩卖妇女、甚至跨国贩卖妇女产业的发展，犯罪率增多。

　　城市大龄女青年往往是因为要求高，不能达到自己预期而未步入婚姻，她们不会对社会有什么抱怨。剩女是一个群体问题，但并不是一个阶层问题。

　　相形之下，农村男青年因娶不到老婆，发现处于社会底层的自己在婚姻上没有竞争力，很可能心生不满，从而走上破坏社会的犯罪道路。从这个角度，剩男是一个阶层问题。

　　所以，中国社会需要警惕性别失调的阶层分化后果，积极应对。

　　消灭重男轻女现象是长期的任务，城市化、第三产业的兴起，都有助于这个过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06年以来，中国男女比例失衡状况逐年缓解，男女比例已连续12年下跌。数据显示，2011-2017年，男女人口数量差从2011年的3401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3266万人。而到了2018年末，中国男性只比女性多出3164万。这种性别失衡的恢复，正是因为经济转型、城市化进程，使得男女的差别变小，人们对孩子的性别也就不再那么执着。

　　尽管观念的改变、人口比例的恢复是个长期过程，但这仍需“日积跬步”式的努力。短期来看，大规模引入移民等可缓解性别失调的方案，显然也值得研究。